許多亞洲家庭在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香港、臺灣或中國內地創業，之後移居澳大利亞，並通過家族信託持有財富。創辦人，通常是創造財富的父親或母親，往往牢牢掌握著關鍵的控制權：委任人（appointor）、保護人（部分契約稱為 guardian 或 protector）、修改信託契約的權力、撤換及委任受託人的權力，以及公司受託人的唯一董事職位。
只要創辦人身體健康，這種集中控制的安排通常運作良好。但如今人們越來越長壽，不少創辦人到了八九十歲仍擔任這些職務。一旦記憶力開始衰退，或被確診患有認知障礙症等疾病，創辦人簽署的每一份文件都可能成為爭議的焦點。在家族信託糾紛中，真正的問題越來越不在於契約寫了什麼，而在於簽署文件的人當時是否明白自己在做什麼。
家族信託中的行為能力爭議從何而來
信託領域的行為能力爭議，通常集中在少數幾類影響重大的決定上：
- 修改信託契約，例如改變受益人範圍、將某個子女排除在外，或加入新的配偶。
- 更換委任人或保護人，常見的是指定其中一名子女為繼任人，而其他子女被排除。
- 撤換或委任受託人，包括變更公司受託人的董事或股東。
- 保護人作出的同意，例如同意分配、出售資產或提前終止信託。
- 創辦人晚年作出的大額分配、借款或債務豁免。
反過來，指控也可能被濫用。聲稱創辦人“已經喪失行為能力”，有時是一種手段：用來架空作出不受歡迎決定的父母，或在家族成員爭奪位置時凍結信託的運作。法院對這兩種風險都十分警惕，因此證據至關重要。
行為能力是法律問題，而不只是醫學問題
澳洲法律的出發點是推定成年人具備行為能力。主張對方缺乏行為能力的一方，一般需要提出證明，但舉證責任如何運作，可能取決於文件的類型及案件中出現的證據。各州的具體規定雖有差異，但以下原則大致相通：
- 行為能力針對具體決定而言。一個人可能有能力作出簡單的決定，卻無法作出複雜的決定。
- 以作出決定時為準。行為能力可能時好時壞，關鍵在於簽署文件那一刻的理解程度，而不是幾個月之前或之後。
- 決定越複雜，所需的理解程度越高。重組一個同時持有墨爾本物業和吉隆坡公司股份的信託，所需的理解遠高於簽署一份例行的分配決議。
- 醫生的意見有幫助，但由法院作出判斷。確診本身並不具決定性，認知篩查測試的分數也不等於法律標準。當時曾親自檢查當事人的醫生所給出的意見，通常比事後僅憑病歷作出的意見更有分量。
最有說服力的證據，通常是當時留下的記錄：律師的會面記錄、當事人用自己的話說明的理由、是否獲得獨立法律意見，以及在相近時間所做的醫學評估。對於母語不是英語的家庭而言，是否使用了翻譯，文件是否以普通話、粵語、福建話、馬來語或印尼語向當事人解釋過，也同樣重要。
不當影響：常常相伴而來的指控
行為能力的質疑往往伴隨著不當影響（undue influence）或不合理行為的指控，例如指稱與年邁父母關係密切的子女或照顧者利用了父母的依賴。即使當事人具備行為能力，如果其自由意志被壓制，或一段建立在信任與影響力之上的關係被濫用，有關交易仍可能被撤銷。生前交易與遺囑適用的規則並不相同。獨立的法律意見、在受益家人不在場的情況下會面，以及清楚記錄創辦人的理由，是最主要的保障。
受權人能否行使信託權力？
很多創辦人都簽署了持久授權書（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），家人往往以為受權人可以直接接手創辦人在信託中的角色。這一點需要謹慎。持久授權書一般處理的是授權人本人的財務和法律事務。信託契約賦予某人個人的權力，或必須以受信人身份行使的權力，例如委任人撤換受託人的權力、保護人的同意權，一般不能由受權人行使，除非信託契約明確允許。即使契約有規定，結果仍取決於條文措辭和相關州的法律，而受託人職能本身的轉授也受到限制。
有些契約規定，委任人喪失行為能力時，其角色由指定的繼任人，或由其法定遺產代理人或受權人接任；有些則規定該角色就此終止。如果契約沒有規定，信託可能出現無人能夠有效行事的局面，屆時或需向法院申請。如果持久授權書籤署時當事人的行為能力已經存疑，授權書本身也可能受到質疑。
如果創辦人同時是公司受託人的唯一董事和股東，也會出現類似的空檔。一旦此人喪失行為能力，公司可能無人能夠作出決定。公司法提供的解決途徑有限，而且往往耗時，因此應及早處理公司章程和股份的繼承安排。
家庭可以做的規劃
- 在契約中加入界定“喪失行為能力”的條款（例如由醫生出具證明，或法院、審裁處作出監護或財產管理令），並寫明之後如何處理。
- 指定繼任委任人和保護人，並設定後備安排，以防被指定的人去世、拒絕接任或同樣喪失行為能力。
- 檢視公司受託人的章程，考慮增設第二名董事或候補董事，並規劃股份如何傳承。
- 考慮分階段交接：在創辦人健康時設立共同委任人或共同董事，讓創辦人逐步退下。
- 在作出重大變更前取得行為能力評估，並讓醫生了解該項決定所適用的法律標準。
- 確保創辦人在受益家人不在場的情況下獲得獨立的法律意見，並記錄創辦人的理由及所使用的翻譯人員。
- 讓持久授權書與信託角色相互配合，有意識地決定由誰管理個人事務、由誰管理信託事務。
- 一旦出現疑慮，先通過家庭會議和調解處理，再考慮訴訟。
綜合假設案例
本案例為匿名綜合假設，並非描述任何真實客戶。
林先生現年86歲，早年在馬來西亞經營木材和地產生意，後移居墨爾本。他的家族信託持有兩處商業物業，他本人是委任人，也是公司受託人的唯一董事。在被診斷出輕度認知障礙數月後，他簽署了一份契約修訂文件，指定與他同住的小兒子為唯一繼任委任人，並將住在新加坡的女兒從受益人中刪除。
女兒指稱父親當時缺乏行為能力，並受到弟弟的影響，因為是弟弟開車送父親去見律師，並全程在場。弟弟則表示，父親是因為長期的家庭分歧而自行作出決定。律師的會面記錄十分簡略，沒有取得醫學評估，也沒有安排翻譯，而林先生最習慣使用的是福建話。這些疏漏都讓糾紛更難解決、代價更高。雙方交換證據後，在調解中同意改為共同擔任委任人，並採取更平衡的分配方式。如果事前準備充分，這樣的結果或許根本無需經歷一場糾紛就能達成。
常見問題
我父親被確診患有認知障礙症，他在信託中作出的決定是否都無效？
並非如此。確診本身並不代表他對所有決定都缺乏行為能力，關鍵在於他作出某項具體決定時是否理解該決定。不過，確診之後遭到質疑的風險會增加，因此在作出任何進一步的重大變更之前，應先尋求法律意見。
我能否憑母親的持久授權書，代她行使委任人的權力？
一般不能，除非信託契約明確允許受權人行使該項權力。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，需要核查信託契約、授權書以及相關州的法律，因為未經授權作出的決定可能無效。
修改信託契約前，是否應該先做醫學評估？
對於年長的創辦人或重大變更，這通常是明智的做法。應讓醫生了解該項決定的內容以及法律標準的要求。醫學意見本身並不具決定性，但如果日後決定受到質疑，當時留下的證據將非常有價值。
蔡慶偉律師事務所如何協助您
我們為澳大利亞各地的受託人、委任人、保護人、受益人及家庭提供意見，涵蓋信託角色的傳承、契約檢視、行為能力疑慮及相關糾紛；如涉及境外架構，我們會與當地律師合作。蔡智勳律師是國家認證調解員及家庭糾紛解決從業者，也是認證家族企業顧問，可以在各方立場固化之前，協助家庭通過有序的溝通和調解化解疑慮。我們可以使用英語、普通話和粵語提供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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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智勳，律師及調解員，蔡慶偉律師事務所（墨爾本）。本文僅供一般參考，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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